《诗经》中的作品主要有一个来源渠道:采诗。（）

下列诗句中化用《诗经》中诗句的是（）

A．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

B．山不厌高，水不厌深

C．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苹

D．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

A.曹操《短歌行》、《诗经.氓》

B.陶渊明《饮酒》、《汉乐府.陌上桑》

C.《汉乐府.陌上桑》、《诗经.氓》

D.白居易《杜陵叟》、《楚辞.国殇》

《诗经》中采自各地民歌的是

A．颂

B．大雅

C．小雅

D．风

A.桃之天天，灼灼其华

B.文王初载，天作之合

C.投我以桃，报之以李

D.高山仰止，景行行之

子。钟嵘单就诗歌而论，对这个意思加以具体发挥。《诗品·序》里有一节话：“嘉会寄诗以亲，离群托诗以怨。至于楚臣去境，汉妾辞宫。或骨横朔野，魂逐飞蓬；或负戈外戍，杀气雄边；塞客衣单，孀闺泪尽；或士有解佩出朝，一去忘返；女有扬蛾入宠，再盼倾国。凡斯种种，感荡心灵，非陈诗何以展其义？非长歌何以骋其情？故曰：‘诗可以群，可以怨。’使穷贱易安，幽居靡闷，莫尚于诗矣!”说也奇怪，这一节差不多是钟嵘同时人江淹那两篇名文——《别赋》和《恨赋》一一的提纲。《序》结尾又举了一连串的范作，除掉失传的篇章和泛指的题材，过半数都可以说是“怨”诗。至于《上品》里对李陵的评语：“生命不谐，声颓身丧，使陵不遭辛苦，其文亦何能至此!”更明白指出了刘勰所谓“蚌病成珠”，也就是后世常说的“诗必穷而后工”。

还有一点不容忽略。同一件东西，司马迁当作死人的防腐溶液，钟嵘却认为是活人的止痛药和安神剂。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只说“舒愤”而著书作诗，目的是避免“姓名磨灭”、“文采不表于后也”，着眼于作品在作者身后起的功用，能使他死而不朽。钟嵘说：“使穷贱易安，幽居靡闷，莫尚于诗。”强调了作品在作者生时起的功用，能使他和艰辛冷落的生涯妥协相安；换句话说，一个人潦倒愁闷，全靠“诗可以怨”，获得了排遣、慰藉或补偿。随着后世文学体裁的孳生，这个对创作动机和效果的解释也从诗歌而蔓延到小说和戏剧。例如周楫《西湖二集》卷一《吴越王再世索江山》讲起瞿佑写《剪灯新话》和徐渭写《四声猿》：“真个哭不得，笑不得，叫不得，跳不得，你道可怜也不可怜!所以只得逢场作戏，没紧没要，做部小说……发抒生平之气，把胸中欲歌欲哭欲叫欲跳之意，尽数写将出来，满腹不平之气，郁郁无聊，借以消遣。”李渔《笠翁偶集》卷二《宾白》讲自己写剧本，说来更淋漓尽致：“予生忧患之中，处落魄之境，自幼至长，自长至老，总无一刻舒眉。惟于制曲填词之顷，非但郁藉以舒，愠为之解，且尝僭作两间最乐之人……”李渔承认他剧本里欢天喜地的“幻境”正是他生活里局天蹐地的“真境”的“反映”——剧本映照了生活的反面。大家熟知弗洛伊德的有名理论：在实际生活里不能满足欲望的人，死了心作退一步想，创造出文艺来，起一种替代品的功用，借幻想来过瘾。假如说，弗洛伊德这个理论早在钟嵘的三句话里稍露端倪，更在周楫和李渔的两段话里粗见眉目，那也许不是牵强拉拢，而只是请大家注意他们似曾相识罢了。

开头画横线的句子的意思是：

A．司马迁认为作家应“发愤”著书，先说理后记事，再举《诗经》为例详加阐述。

B．司马迁认为没有“怨”就没有“发愤”之作，说理、叙事或抒情的作品，都不乏其例。

C．司马迁用说理、记事方式写愤激之情，而《诗三百篇》则用歌咏方式抒写哀怨。

D．司马迁列举了各种各样“发愤”著书的例子，《诗经》是他所举的最后一例。

A.时酒当歌，人生几何

B.山不厌高.水不厌深

C.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苹

D.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

A.杜甫《蜀相》、李白《行路难》

B.《诗经.氓》、白居易《杜陵叟》

C.王昌龄《从军行》、陆游《关山月》

D.《汉乐府.陌上桑》、《楚辞.国殇》

A.五言诗

B.七言诗

C.四言诗

D.杂言诗

A.毛诗

B.鲁诗

C.齐诗

D.韩诗

A.爱情诗

B.送别诗

C.征战诗

D.弃妇诗

《蒹葭》一诗选自（）

A．《诗经.卫风》

B．《诗经.齐风》

C．《诗经.秦风》

D．《诗经.唐风》